案例：1999年1月22日，張學軍(乙方)與馮亞光(甲方)簽署了《原廢油加工廠合伙購買協議》，主要約定雙方各投資3.6萬元購買淮安市浦江浦區(qū)原廢油加工廠經營權，所有工廠資產各占一半。雙方共同買斷經營權后，必須與對方共同努力，做好新項目。只有與對方協商，才能實施。對方不同意的，不得答復或批準與他人單獨從事項目。在投資問題上，雙方應采取相互理解的態(tài)度，有能力多投資，但年終分紅必須按股份制分配合理。

　　協議簽訂后，馮亞光擔任工廠廠長，處理合伙等各種事務。雙方合伙期間，2004年4月，為在廢油加工廠做腌制大頭菜生意，張學軍經馮亞光同意，在工廠內修建了一個長11.8米、寬4.6米、高2.5米的磚池。經營腌制大頭菜約三年后，張學軍停止經營。2012年7月1日，原被告（甲方）與外人周連松（乙方）簽訂了《租賃合同》，將部分廢油廠租給乙方，租賃期限暫定為十年。《租賃合同》第四條規(guī)定，拆遷與乙方有關的拆遷補償費用歸乙方所有的內容。外人周連松租房后，與另一案外人合伙養(yǎng)狗，并在租賃場地建了一些狗舍。

　　2019年12月，由于大運河的兩違三亂整治，廢油加工廠被納入拆遷范圍。負責拆遷工作的鹽河鎮(zhèn)政府和楊廟村委會兩級組織要求馮代表工廠負責拆除工廠內的房屋及相關附屬設施，經拆遷人員驗收合格后方可結算拆遷費用。在拆除房屋及相關附屬設施的過程中，馮代表工廠負責拆除工廠內的房屋及相關附屬設施。因此，周向艾云要求拆遷補償。案外人馮是原廢油加工廠出售前的廠長。原廢油加工廠是他創(chuàng)辦的鎮(zhèn)辦企業(yè)。原廢油加工廠后來效益不好，關閉了。馮回家后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在拆除廢油加工廠房屋及相關附屬設施的過程中，馮到現場進行了封鎖。由于兩違三亂的要求，負責拆遷工作的鹽河鎮(zhèn)政府和楊廟村委會兩級組織隨后與艾云、三人進行了多次協調，并多次與張學光溝通。經過鹽河鎮(zhèn)政府協調，其余5萬元也得到了雙方案的協調。在拆遷過程中，馮也得到了雙方案。

　　馮亞光根據上述分配方案向周連松、向艾云、馮仲旭發(fā)出借據后，在有關部門要求的期限內成功完成了廢油加工廠的拆除工作。此后，馮亞光與鹽河鎮(zhèn)政府結算領取79萬元，并先后向周連松支付14萬元，向艾云支付4.5萬元，馮仲旭支付5萬元；對于剩余的55.5萬元和廢油加工廠廢鐵等廢品出售款2萬元(該款項由張學軍保管)，即合伙財產總額57.5萬元，馮亞光根據與張學軍的一半確定了分配方案，即每人應分配28.75萬元。2020年12月19日，張學軍和馮亞光在楊廟村村部進行了最終結算。由于馮亞光在2020年7月21日將網銀轉賬給張學軍15萬元，此外，張學軍還持有廢油加工廠廢鐵等廢品出售款2萬元，即張學軍已獲得17萬元，因此馮亞光將剩余的11.75萬元(28.75萬元-17萬元)支付給張學軍，張學軍等人對之前的款項不滿，不同意馮亞光最終結算方案，并與馮亞光村委書記進行說服。

　　2021年6月2日，張學軍以馮仲旭5萬元不應支出為由，將其2.5萬元作為拆遷資金分配，以其建設應支付拆遷資金2萬元為由提起訴訟。

　　張學軍向一審法院起訴:1。要求馮亞軍支付拆遷款2.5萬元，水池拆遷款2萬元，共4.5萬元。2.命令馮亞軍承擔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

　　初審期間:1。馮亞軍主張在拆遷款79萬元中向周連松支付14萬元，向艾云支付4.5萬元。馮仲旭的5萬元由村政府多次與原被告協商分配。他向法院提供了楊廟村委會的證明和會議記錄，證實了自己的主張。

　　2.張學軍主張水池由一人建造，并表示與馮亞軍購買廢油廠后，將于2004年承包經營，并向馮亞光支付三年承包費，每年3000元，三年共9000元。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張學軍證明了當時水池建設相關施工人員出具的幾份證件(但證人均未在法庭上作證)。對此，馮亞光不予認可，并表示建水池和張學軍每家每戶都有兩份勞動力。水池由兩家公司共同建造，不是張學軍單獨建造的；而且雙方同意三年后這個水池屬于集體，三年內賺的腌菜錢屬于張學軍，所以這個水池不屬于張學軍個人，屬于兩人共有。雙方未能就水池是否最終屬于張學軍個人或合伙人提供充分證據。此外，還發(fā)現張學軍主張的水池拆遷補償包含在79萬元的總拆遷補償中。

　　3.張學軍主張馮亞光在支付周連松時扣留給艾云的錢。對此，馮亞光承認有扣留，但他表示，由于周連松和向艾云在廢油加工廠留下了大量硫酸，村鎮(zhèn)要求他清理，并扣留了為周連松處理硫酸的相關費用。經一審法院調查，村書記證實了馮亞光的辯稱。

　　4.雙方同意，2019年12月拆遷時，雙方分手，未簽訂分手協議。

　　5.一審還發(fā)現，雙方購買的是廢油加工廠的經營權，而不是廢油加工廠的產權。

　　一審法院認為，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義務。
 

　　本案中，雙方簽訂合伙協議，共同出資購買廢油加工廠經營權，約定一人一半全部資產，雙方應認定為合伙關系。

　　2019年12月，合伙經營的廢油加工廠被拆除，雙方分手。因拆遷所得利益作為合伙財產分配；但合伙期間，雙方將廠內部分場地租給局外人周連松，并向艾云使用，并簽訂租賃協議。租賃協議還明確規(guī)定與乙方有關的拆遷補償費用歸乙方所有，租賃協議尚未到期。因此，馮亞光按照鄉(xiāng)鎮(zhèn)拆遷組織的要求支付周連松，相應的拆遷補償符合租賃協議和法律規(guī)定。張學軍主張馮亞光在支付周連松時扣留給艾云的錢，但經調查，馮亞光扣留給艾云處理硫酸的相關費用并非不當。

　　對于張學軍所稱馮仲旭5萬元不應支出，上海房屋動遷律師應作為拆遷款分配其2.5萬元的主張，一審法院認為，馮亞光支付馮仲旭5萬元是由村鎮(zhèn)兩級政府在馮仲旭阻工時，多次與雙方溝通、協調為解決拆遷糾紛和矛盾的結果，并非馮亞光擅作主張。對于張學軍稱水池是其建造，應將拆遷款2萬元給付其的訴訟請求，一審法院認為，張學軍所主張的水池拆遷補償款包含在79萬元總拆遷補償款中，該水池建造在合伙經營企業(yè)的廠內，使用了合伙企業(yè)場地，在雙方均未能就水池最終是歸屬于張學軍個人還是合伙共有這方面有無約定及如何約定提供充分證據證明的情況下，依法應當視為合伙財產進行處理；且2020年12月19日，張學軍與馮亞光在楊廟村村部進行最后結算，張學軍經在場的鹽河鎮(zhèn)楊廟村村委會支部書記做勸解工作，最終同意了馮亞光的結算方案，并當日與馮亞光一同至銀行辦理了最后一筆分配給自己的11.75萬元領取事宜，至此，雙方之間的合伙財產散伙結算已經完畢。現張學軍又提出本案訴訟請求，缺乏法律依據，故不予支持。

　　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張學軍訴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張學軍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支付廢油廠拆遷款45000元；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事實與理由：上訴人個人出資，在廢油廠里建設了一個水池，還向被上訴人繳納了9000元的租金。上訴人對拆遷款分配方案不服，廢油廠拆遷款79萬元，被上訴人沒有將廢油廠評估報告和拆遷協議向上訴人公開，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從廢油廠拆遷款中支付5萬元給馮仲旭不同意，此筆款項不應該從廢油廠拆遷款中支出，鄉(xiāng)鎮(zhèn)兩級政府要求從拆遷款中支付給馮仲旭5萬元，上訴人認為鄉(xiāng)村兩級政府無權處置。一審法院不應該依據楊廟村支部書記的談話筆錄認定上訴人已經同意被上訴人的分配方案。上訴人提供了承建水池的幾個工人書面證人證言，證明水池是上訴人單獨建設的，廢油廠拆遷款應當屬于上訴人單獨所有。

　　被上訴人馮亞光辯稱，1.實際上我在簽協議的時候，就說好了廠里所有資產各自一半，上訴人主張為其個人所有沒有依據；2.關于拆遷款，是政府與村委會負責動員和拆遷的，商量時上訴人也在場，同意支付周連松14萬元，向艾云4.5萬元，馮仲旭5萬元，總拆遷款79萬元減去他們三人的23.5萬元，剩下的錢兩人各一半；3.對方說的周連松的錢我給了13.3萬元，向艾云的錢我給了4.2萬元，原因是周連松由于他廠里有危險品硫酸需要處理，當時鎮(zhèn)里和村里還有我，合起來給周連松建議三天內必須拆除，最后周連松一拖拖了將近三個月，在這個三個月中，周連松叫我去外面找人去處理，當時賣不掉這個硫酸，我跑了好多廠，到過洪澤和漣水，說質量不行，時間太長了，最后我還是到鎮(zhèn)里，鎮(zhèn)里又找人又去聯系，處理費6000元，這是有據的，這個據在清江浦法院我提交了。

　　一審查明事實屬實，二審法院予以確認。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中，對于廢油加工廠的拆遷款分配，經村鎮(zhèn)兩級協調，馮亞光同意從拆遷款中支取5萬元整支付給馮仲旭，對于協調分配給馮仲旭5萬元事宜，張學軍在場，分配款扣除馮仲旭等人款項后，經計算張學軍應得11.75萬元，其后馮亞光、張學軍一道前往金融機構，由馮亞光將11.75萬元轉賬支付給張學軍，故張學軍在已經同意相應款項的分配方案的情形下，現又反悔，主張已經支付給馮仲旭的5萬元中的一半份額，應由馮亞光返還，無事實或法律依據，不應支持。

　　上海房屋動遷律師關于涉案廢油加工廠內水池的歸屬，張學軍主張為其單獨所有，但涉案廢油加工廠由兩人合伙經營，在涉案廠地上建設水池也取得馮亞光同意，馮亞光父子參與共同建造，張學軍又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證實水池系其單獨所有，故一審認定涉案水池系雙方共同所有，并無不當。對于涉案水池的拆遷分配款項，兩人按照原有協議的約定，各半分配，并無不當。張學軍主張涉案水池拆遷款為2萬元，應由其全部取得，無相應事實依據，不應支持。

　　綜上，上訴人張學軍的上訴請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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